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
“暹罗在这头，唐山在那头，你在我心里头。”
近期，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持续热映，片中一封封饱含沧桑的侨批（书信）看哭了无数观众。这句格外动人的话即出自其中一封书信，信中以“暹罗”与“唐山”的空间距离，衬托出情感上的紧密相连。其句式虽化用了余光中《乡愁》的结构，却将沉重的家国之思，化作温柔而坚韧的跨洋守望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海报
提起“唐山”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河北省唐山市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功夫片——由李小龙主演、1971年上映的《唐山大兄》。片中，在泰国曼谷制冰厂工作的华人青年郑潮安大展拳脚，反抗当地恶霸，被当地华侨尊称为“唐山大兄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以为这位“唐山大兄”是河北唐山人，直到后来了解了华人华侨文化，才知晓自己闹了笑话。
《唐山大兄》剧照
在海外华人华侨心中，“唐山”就如“唐人”一样，承载着特殊的深意，其狭义是对故乡的代称，广义则泛指中国大陆或整个中国。那么，这个自带历史厚重感的词汇究竟从何而来？
“唐山”是“大唐”的千年文化印记
“唐山”之称，自然与盛唐气象密不可分。唐朝是我国古代最强盛、最开放的朝代之一，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，其对外影响力极广。当时及后世的海外各国，常以“唐”来代指中国、中国人或与中国相关的物件。诸如称中国人为“唐人”、中国话为“唐话”或“唐语”、中国服装为“唐衣”、中国货物为“唐货”、中国商船为“唐船”或“唐舶”、中国人聚居地为“唐人街”等。
北宋人朱彧在笔记著作《萍洲可谈》中，曾生动地解释了这种现象：“汉威令行于西北，故西北呼中国为汉；唐威令行于东南，故蛮夷呼中国为唐。”足见唐朝在东南亚一带影响之深远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照
有趣的是，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，有大臣对此提出异议，认为身在宋代仍被外国称为“唐”或“汉”不妥，上书要求改为“宋”。皇帝赵佶采纳了这一意见并下诏执行，但海外各国并未因此改口。朱彧对此不以为然，高瞻远瞩地提出“不若改作‘华’字”——事实证明，无论改朝换代如何频仍，称呼中国人为“华人”总是最恰当的。
到了明代，“唐人”的称呼依然盛行。《明史·外国真腊传》中便明确记载：“唐人者，诸番呼华人之称也，凡海外诸国尽然。”明代《瀛涯胜览》指爪哇国（今属印尼）百姓有“唐人”“土人”等。随着明清时期及19世纪后以闽粤人为主体的“下南洋”浪潮兴起，大量移民即便身处异乡、历经朝代更替，也始终保留着“唐人”的自称。而他们魂牵梦萦的故土，也随之有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称呼——“唐山”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海报
“唐山”写满了海外游子的留恋与守望
关于“唐山”的由来，一说是“大唐江山”的简称，象征着祖国的江山社稷；另一种说法则源自南洋华侨对中国地理的视觉记忆。南洋多为海岛国家，当华侨乘船从海上远眺中国大陆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。1948年新加坡《南洋学报》曾记述：“南洋各地大率岛屿，独中国为广袤大陆，华侨乃视南洋各国为海国，视中国为山国，故曰唐山。”
翻开历史的褶皱，“唐山”这个词里，写满了海外游子的留恋与守望。1765年成书的《小琉球漫志》记载：“熟番云：台地寒由唐山人携来。盖诸番以内地为唐山、人为唐人也。”日本江户末期学者林子平在1791年写成的《海国兵谈》中，亦以“唐山”代指中国。
到了淘金潮兴起的近代，“唐山”更是频繁见诸报端与公文。1855年香港报纸刊载：“此船甚是快行，前回在金山载有多客，返回唐山，费日甚少。”1900年代的大清公文中也提及：“凡华人商家之在非岛贸易思回唐山……要禀明该处管辖税司”。1927年，上海南洋影片公司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聚焦南洋生活的电影，名字就叫《唐山来客》。
1927年电影《唐山来客》的广告。
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中还记录过一个词：“诸国人至广州，是岁不归者，谓之‘住唐’；而北人过海外，是岁不还者，谓之‘住蕃’。”与“住蕃”意义相近的，便是闽粤方言里的“过番”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那些像郑木生一样离开故土、到番邦谋生的先辈，便是“过番”的主角。
对故土的眷恋，让“唐山”二字屡屡被编入悲喜交织的“过番歌”中。客家民谣唱道：“郎在番邦妹在唐，两人共天各一方；妹在唐山无双对，郎在番邦打流浪。”潮汕民谣则更为苍凉：“渡过黑水，吃过苦水，满怀心事付流水；想做座山，无归唐山，终老骨头归义山。”
狭义的唐山，是回不去的原籍故乡；广义的唐山，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大地。一封侨批，几行家书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“唐山”永远是海外游子血脉里最深沉的根，也是那条走得再远、也终要回头的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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